他们边走边谈，女律师从他的口音和打扮中猜他是从内地来的，而且像是北方人。他说，完全正确。他猜女律师一定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，要不怎么能说如此流利的中文。女律师说，也不算很长，就十年。
肖翰听了惊讶得差点跳起来。女律师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，那就是说她在中国的生活已占了她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女律师问。
“肖翰。”
“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？”肖翰问。
“是问我英文名字，还是中文名字？”
“都要，而且我还希望……”肖翰停下不说了，他想要女律师的电话号码，但又觉得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女人这是不妥的。
“你还希望要我的电话号码，这是我猜的，对不对？”
“对。”
“通常我是怎么也不会把号码给一个初识的陌生男人，不过你算例外，我留给你就是想叫你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你找住处和工作的情况。我不一定能再给你帮上什么忙，但你打电话给我总是可以的。”
“恕我冒昧，像你这样的商务律师能讲如此流利的中文实属罕见。中国和加拿大还要有商务来往的，总是需要法律咨询的。你了解中国，又懂北美法律，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的。”
“你说出了我想听的话，但愿如此。”
女律师从手提包里取出钢笔，又从小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。她转身走到附近的大理石台阶上，坐下来在纸条上写下她的中英文姓名和电话号码。女律师把纸条反过来递到肖翰的手中。
“请你务必先不要看，等我从扶手梯上到大厅之后再看。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写中文了，我怕你会笑话我在中国呆了十年，怎么把自己的名字还写得这么难看！”
肖翰照她的话去做，把纸条紧紧地攥在手中，惟恐把它丢掉似的。他和女律师分手时，心里觉得很感动，而且依依不舍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和她见面。他又掏出钱包，拿出二百加元非要给她，她执意不要。
“你比我现在更需要现金，不过以后你倒是可以请我到中餐馆吃一顿。我喜欢吃中餐。”
肖翰听到这里，感到心里暖烘烘的，他的手掌在冒汗，他把手中的纸条攥得更紧，他肯定还可以同她再见面！他目送着她消失在缓慢上行的扶手梯上，心里感到一片惆怅，一片空荡。他叹息着赶紧把手里攥着的纸条拿出来，反过来。他大吃一惊，刚才他攥得太紧，加上手掌出汗，纸条已经被浸湿。上面没有了姓名，没有了电话号码，只留下一些蓝色钢笔水的痕迹。就在那一刻他感到了命运多么会捉弄人，他也感到了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痛苦。
他把那张空白纸条保存起来，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，而现在他必须从梦中回到现实中来。他冒着大风雪继续寻找他的住处。根据报纸上的广告，他找到一位台湾来的移民，他有一套豪华的公寓，想把其中一间睡房出租。房东后来以三百五十加元的优惠价格租给他，但他必须先交两个月房租的现金。肖翰从美国过来时身上有一千多块的加元，加上女律师帮他赢来的八百元钱，这是他全部的生活来源。但这维持不了多长的时间，他必须赶快找工作。后来他找到了唐人街餐馆里的一份“黑工”。收入很低，可足够付清每月的房租和生活费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在大风雪天气里遇到的女律师，也从来没放弃任何寻找她的努力。
他经常到市政厅一楼的公共图书馆去读书看报，他特别注意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。有一次，他在翻看加拿大惟一一份全国性的英文报纸《环球邮报》时，他读到一篇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，标题是《重新敞开对中国的大门》。文章呼吁重新认识中国，重新敞开对中国的大门。肖翰读后感到很兴奋，作者的名字叫露易丝·罗兰，显然是女人的名字。另外作者简介中提到罗兰女士曾在中国生活过多年，她现在在多伦多大学亚太中心从事中国研究工作。
肖翰甚至连电话也没预约，就去到离唐人街不远的多伦多大学，他有预感这位罗兰女士有可能就是那天的那位女律师。
他来到亚太研究中心，一位黑人女秘书把他拒之门外。
“露易丝小姐不想见任何人。她不过是写了一篇有不同看法的文章，她并不是在为中国的政权辩护。你要是想批评她，就跟她在辩论会上见吧。”
“实际上我支持她的观点。请问她在中国呆过多长时间？”
“十年。”
肖翰感到很惊喜，“请问露易丝小姐是不是能说流利的中文？还有她是不是很漂亮？”
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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